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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第2章少年时代


我出生在广州香山县唐家村。香山,是民国总统孙中山的故乡。当时香山属于珠海,和澳门仅一水之隔,从香山望向对面,可以看看影影绰绰的树林。澳门在明代就有葡萄牙人定居,这种特殊的地理因素促成香山人和西方人长时间交往,风气比较开放,比较能接纳西方的事物,有些人给洋人当买办都发了财,让周围邻里看了很受启发,不少人跟着亲戚出洋谋生。孙中山哥哥就带着一船亲友乡邻到檀香山,因为吸引移民有功劳还受到奖励。

        后来,容闳带出国的近百名幼童中有近三分之一都来自香山县,当然主要因为当时出洋招生困难,容闳自然把目光投向了开风气较早的香山。在香山县,最有名的要数唐家镇,先后送出了7名幼童,其中包括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据说唐家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很多,因此“唐家”地名如雷贯耳,要寄信到中国家乡,只需在信封上写上中国唐家,就可以寄到。

        我8岁时,家中发生变故,父亲因病早亡,母亲靠上山打柴为生,家里经济穷困,我们姐弟四人终日忙忙碌碌做事,不敢懈怠儿戏,所得不过是口中食身上衣,家中除了贫寒的亲友再无其它可以依靠。

        美国传教士布朗先生在广州设立古夫人西塾,拟招收若干男童入学。8岁时,母亲托人送我去西塾读书,古夫人据广东话发音把我的中文名字唐文浩译为(homuntang),mun和money发音近似,一同读书的小孩自然不放过取笑我的机会,叫我money,甚至在美国学习时有人认为我的名字叫做“陈文钱”,后来我也懒得纠正了,广东话“文钱”听起来像“无钱”,我只能自嘲的想:说得对,我的确是个穷光蛋啊。

        当时中国还是清朝封建统治时期,世人都视科举考试为正途,稍有身家的人是不愿意把子弟送去读书的,因为读西塾不能考秀才举人,并不被主流社会认可,哥哥也都读官府的学校,母亲让我入西塾读书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大概是洋人有钱,洋务买办能赚钱,若能将来谋得一份洋差,也可以出人头地。母亲的想法比较实际,广州洋人多,在学校学一些基本英文知识,或可以将来去英国人家当个仆人。

        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古夫人,惊奇地缩入母亲身后,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她:她高鼻深目,金色头发,古铜色眼睛,皮肤雪白,个头很大,穿着宽大地白色袍子,两只鼓胀的袖子缀上白色蕾丝,非常飘逸,样貌秀美又有威严,一望而知就是果敢又决断的女丈夫。相处时间一长,觉得古夫人和蔼仁厚,像母亲一般。

        我刚去读书时比较顽皮,与外界接触很少,对外面事物地看法很狭隘,古夫人念及我幼小,让我和她同住后院,后院都是女眷,男孩居住在前院,我总是羡慕男孩们一起奔跑捣蛋,到街上闲逛看热闹。我和古夫人还有一些小女孩住在一起,行动处处受限,现在明白是古夫人念及我年幼给我地特殊关照,带在身边看顾。可那时哪懂,只觉得厚此薄彼,心中不甘。

        一日偷遣出门,看到河岸边舟船密集,谋生了一出逃计划,回去和同院女生商量,因为管束太严,女生们也有不少响应我的计划。于是第二天我们登上一艘小船,划到对岸就可以回家了。

        河面有很多舟船做生意,船家都是女人经营,只要付几文钱就可以送到任何地方,有点像今天的出租车,不过是江上的出租船。年轻的妇女是屋船的女主人,她的两个孩子也在船上,大一点的那个已经可以在旁边帮忙摇橹,小一点的婴儿背在背上,似乎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在一摇一晃中已经睡着了。我在想这条船的男主人可能是岸上的苦力或者三轮车夫吧,晚上回家带上一点糙米,几个苹果,或是给孩子买一支竹蜻蜓,一家人晚上围在船边拉家常,释放一天的疲惫。

        我不禁想到我的母亲也一样期盼我回家吗?她会拿大手抚摸着我的头发,慈爱的拉着我的手吗?我一阵悲哀,不敢再想,只得直直的盯着江水,收住自己的思绪。

        船刚行到江心,古夫人划船追来,我们的船小速度慢,古夫人船是我们地两倍大,速度很快。我们好像一个个小逃犯被抓回去,因逃跑主意是我提议,惩罚我站在凳子上,戴着尖尖地帽子,胸前挂上一个大牌子,让来往路过的小孩批评我懦夫的行为,我惭愧地低下头,真希望地上有一条裂缝能让我钻进去,可是地上不会有裂缝,我只能站在那里“示众”。

        古夫人还故意当着我把点心水果分给其他孩子吃,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我只能无奈地干咽唾沫。

        不久,古夫人因为身体原因返回英国治疗,西塾一度中断。

        我回家时才12岁,哥哥和姐姐都年龄稍大,能干些小买卖养活自己,但不致于家里经济富裕,我必须劳动,维持家庭生活。每天早上3点就起床到邻村去兜售糖果,直到晚上6点才回到家中,每日得到银币两角五分,全数交给母亲。钱很少,仅仅是帮补一点。

        寒冬时节,商店停售糖果,我就得改业,到乡间拾穗,寄望于拾得一些掉落的麦穗,麦子每当成熟时,一片金色的稻田一望无际,好像连到天边,收割稻子的季节来临了,姐姐带着我一起到田间拾穗,收割麦子的农民弯着腰,反手抱着一捆稻子,快速的用另一只手握着的镰刀割下去,但总有漏网的,一些没有成熟的稻子长得不够高,正好躲过这一镰刀,跟在农夫身后的小孩就在地上再拾一遍“二水”,不过没有长成熟的稻子和收割下来的稻子区别是明显的,漏在地下的稻子长势不好,结的谷粒干瘪,不如刚收割下来的稻子饱满,只要到扬谷场一扬就能马上分辨出来,拾稻子的人手脚如果不干净,偷拿了好稻子,一旦发现以后都不能再靠近稻田,也就上“黑名单”了。

        姐姐苦恼一无所获时向农人夸赞我会西语,老农在好奇心驱使下把我叫到跟前,承诺如我背红毛语给他听,他便犒赏我一大捆稻子。

        “a、b、c、d……”我站在田间深没到胫骨的水中大声背诵26个字母,周围的农人一辈子都没听过,停下手中的农活转头好奇地看向我。“演讲”结束以后,我果然得到巨大的收获,老农赠给我几大捆稻子,多到我和姐姐两人都没有办法背回家。

        但农忙时节很快过去,我又无事可做。有邻居梁阿发在传教士卜神父处做印刷工人,需要招聘一个粗通英文,能核对英文字母和号码的小工校订,英文要求不高,母亲认为我可以担当这项工作,请阿发推荐我去卜神父处工作。卜神父每月付给我5角钱,除了膳食费,余钱按月汇给我母亲。我的生活总算有了着落,余钱还可以奉母,但也仅够对付一般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善。

        卜神父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作为传教医生到澳门工作,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生毕业以后待遇很高,每月600英镑,到中国做传教医生每月只有200英镑,医学院多次号召也没有人愿意去,只好改为有条件资助学费换取工作服务。卜神父在学校读书受教会资助,半工半读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后要到东方从事传教服务工作。他在东印度公司的船上结识了大副的女儿,一位非常有趣并富有爱心的女士,她还会讲简单的中文,卜神父在久而久之的相处中和她相爱结婚了。他到澳门安定下来,居于斗室之中学习中文,几年后中文大有长进,开始着手编写《英华字典》,他和她的夫人在家建了一个诊室,帮助贫苦的村民,受到人们的尊敬。广州开埠以后,他被教会派往广州教区传教。

        他初来广州,对一切都很陌生,想多了解中国乡村社会,但从教堂到乡村往返路途很长,步行耗费时间和精力太多,几次以后,卜神父体力难支。他从国外购买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前后两个轮子大小还不一样,在当时非常稀罕,后座上装了一块木板,木板上包上一个厚厚海绵垫子,神父侧坐在后座,我骑自行车背他前往5英里外的乡村传教。惊险时有发生,有一次我大叫着冲下一个斜坡,连人带车摔倒在稻田里。

        村民远远看到我们这一老一少、一中一洋的滑稽二人组都大笑起来。很少人听懂他布道,尽管他能够阅读中文,可是中文讲得实在含糊不清。

        卜神父入乡随俗,衣着服饰按照中式服装穿着打扮,在白色袖子周围绣上了中式金丝花纹,还聘请了一位中国画师,把基督教里的寓言故事,依照中国人物的形象,画成水彩画。有些朋友会请他帮忙从美国购买望远镜、显微镜等物品,他也乐于帮忙并鼓励他们从事自然科学发明的研究,我听到他讲过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的故事,由蒸汽机带动的火轮船日行万里。他还把自己环球旅行的照片做了上百张彩色幻灯片,形象再现了实况,演讲深深吸引了听众。遇到圣诞节日,神父扮做圣诞公公给教区居民的孩子们发糖果,表演魔术,获得了孩子们的喜爱。

        圣诞节是我最喜爱的节日,卜神父会依照美国方式用蜡烛装饰圣诞树,还要摆满各种各样的礼物,充满节日欢乐的气氛。他穿上圣诞老人的服饰,给孩子们派送礼物,我也会得到一份礼物,我通常的愿望是一本彩绘书籍,尤其喜欢科技一类的读物。当我收到礼物以后,会学着外国人的方式在小卡片上写上简短的感谢语:您赠送的书籍不仅富有趣味,而且颇具启发。

        神父在教堂里传教对于小孩子来说是比较枯燥的,坐在那里很难坚持,有时也有一些不愉快的小插曲。有一次有一个醉醺醺的水手进来,往长椅上一躺,开始呼呼大睡,半晌,他睡醒了,对着布道的神父大骂:“闭嘴,你这蠢货。”这样的事情激起在场听众的愤怒。因此,当大人们听神父传教,小孩子们就跑到后院一起玩棒球。

        神父的妻子玛丽心灵手巧,她能用简单的材料制作棒球服、面罩、球棒,还在衣服上用彩色颜料涂上数字标号,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除了协助神父主持教堂工作,还要听那些穷苦妇女倾诉苦水,终日孜孜。伍大人常到教堂听卜神父布道,结束以后和卜神父沿着河岸边散步闲谈,有时也带廷芳少爷来,我们就到后堂一起打棒球,棒球里面填上了沙子,挺有重量。

        有一次,廷芳少爷提议我们来一场棒球赛,我担任投手,他担任捕手,激战正酣时,意外发生了,棒球直直地飞向廷芳的额头,他差点被击晕过去,而我作为始作俑者吓得呆若木鸡,结果廷芳毫无怪罪的意思,片刻后,他从地上爬起来,看着棒球喃喃:“egghead、egghead”,伍大人家里请了两个女传教士作为廷芳的家庭教师,教授他外语,大概意思是在自嘲自己比较脆弱吧。他身上没有一丝纨绔子弟的习气,更像一个诚实淳朴的乡间少年,我们两人相视一笑,从此竟成一对好友。

        还有一次,我失手打碎了一个路边小贩的花瓶,他漫天要价并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能照价赔偿,他要报官。我知道他是有意讹人,可是没有办法,翻遍全身也凑不够数。

        廷芳站在一边,镇定地说:“你随我去我家挑选一只,我父亲有很多漂亮的花瓶。”这个小贩很生气,他认为廷芳是有意侮辱他,但他还是跟着廷芳去了他家,他被伍家地豪宅给镇住了,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这里地任何一个花瓶都是价值连城地古董,他只怪自己浅薄,竟不知眼前这个少年就是伍家少爷。

        实际上,廷芳是伍家远房亲戚,他的父亲伍常设是新会人,早年下南洋闯荡,广东人下南洋和东北人闯关东一样,若非生活所迫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呢。他的父亲在南洋做些小生意,慢慢有了积蓄,又做起了砂糖生意,在当地的华人圈中娶了一位南洋华侨的女儿,她笃信基督教,因为受到基督教慈爱的教诲,她把全身心的关爱的倾注到廷芳身上,廷芳也养成了宽容、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性格。

        廷芳从小聪明过人,他的父母深感颠沛的海外生活会影响他的学业,因此,将他寄养在伍大人家里,伍大人膝下无子,夫人年约四十无所出,伍大人才收了一房小妾。伍夫人的娘家财力雄厚,对伍大人的事业帮助很大,伍大人一直没有纳妾主要是不想使伍夫人不快,廷芳来了以后就养在伍夫人跟前。当时,行商家里没有男丁,事业就后继无人了,因此廷芳到来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情,加上廷芳极为聪明机灵,颇受伍大人喜爱,视为己出。

        教堂里准备组织一个唱诗班,有一个女校的学生加入唱诗班,她们坐在大厅的隔间,不和观众见面,因当时的风气还比较保守,男生和女生不同台表演,周六晚上玛丽就邀请孩子们到家里排练,我们都很喜欢去,小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排练的时光总是很开心。玛丽担任指挥,我们表演的都是美国歌曲四重唱。演奏时需要一个会弹风琴的人,卜神父听说廷芳少爷家里聘请的女教师还教授风琴课,派我去请廷芳少爷参加演奏。我揣着一个信封过去,上面写着“廷芳亲启”,每当他收到信时,总是显出得意的神色。

        风琴演奏时需要一边弹一边拉风箱,就像是给风琴充气一样,由我负责拉风箱,可是拉的力气大小不好控制,又或是时间长了有点走神又忘了拉,因此风琴声音忽高忽低,一会儿尖锐的像警报,一会儿又好像一口气提不上来,还好唱诗班有惊无险的最终完成表演。

        后来,每周日礼拜结束后,廷芳会来教堂找我下西洋棋、打棒球。

        这一日,廷芳姗姗来迟,他一见我便对我说:他要去香港读圣保罗学校读书。圣保罗是一个教会学校,教的内容是和外国学校一致,课程已经世俗化,有英文、算数、文学等。毕业后,想去英吉利攻读法律。

        自明清传教士来华后,开始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香港马礼逊学校就是为了纪念英国第一个来华传教士而创办的,教材都是从国外运来,教会学校的教师也是外籍教师,教授的课程是和本国接轨的,所以读完出国是可以完全适应国外的高等教育的。

        临别时,他送给我一只手提箱,质地是上乘檀木料,上面挂着一把精巧的银锁,箱子底部刻有一个方方正正的“伍”字,这是伍家出品的标记,凡是怡丰行出口海外的货品包装外都有这样的记号。

        我想廷芳的用意是一方面如果我要远行是会需要这只箱子的,另一方面如果有急用,还可以用来换钱。我为他的用心感动,也为我和好友即将分别而伤感。

        “你愿意以后和我通信吗?我会写信给你的。”廷芳真诚的说道。

        我郑重地点点头,向他道别,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再见了,我少年时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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