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归故乡

我上岸以后，喊了一个独轮车运行李，独轮车在石板路上嘎吱嘎吱作响。我在周围人得异样眼神中前行，因为仓促之间没有准备中式服装，还是穿着西服。刚到熟悉得巷口，就疾步奔上前去扣门。母亲打开门，我们都愣住了几秒，我的声音发不出来，六年没有说过中文，语言还没有转换过来，几秒以后，我想到了那个最简单、最原始的词，大声喊出来：“妈，我回来了。”我和母亲搂抱在一起，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思念之情恨不能一一述说。母亲爱怜地摸着我，像小时候那样温柔地拂过我的头、脸和全身。

        大哥、大嫂和母亲住在一起，大哥在伍家的茶行当管事，收入足够一家人开支。姐姐带着两个孩子也住在娘家，在大哥帮助下经营一个屋船。我给了孩子们一些钱和糖果。在美国时，常为人工作也积攒了一些钱。

        隔壁的阿根嫂子也来看我，她丈夫早死，寡居多年，有一个独子阿旺做木工，家里光景不太好，阿根嫂子每天晚上都去码头卖糖水贴补家用。她经常照看我，小时候我回家，阿根嫂子总会端碗糖水给我吃。阿根嫂子今天拎着一罐我最喜欢的冰糖莲子红豆元宵来，倒出一碗送到我面前，看我吃下去才算心满意足。

        我拿出一些钱给她，她推辞再三才收下，逢人就说：“这孩子从小就心地好，我知道。”

        隔天，我去拜访伍大人，门房把我引进客厅，厅堂中央放着一只八仙桌，桌子周围雕刻着精致的八仙过海故事图画，客厅里放着落地自鸣钟，不时发出嘀嗒报时声，我刚呷了口茶，门帘一掀，伍大人走了进来。他不做声，只微笑地打量着我。

        谈了片刻，伍大人询问我在美国的留学情况，谈到廷芳在香港已是执业律师。香港律师分为两种，一种是做简单翻译文书整理工作的小律师，没有代理官司出庭辩护的权利，只做开庭前的文书工作，另一种是可以出庭的律师，能够代理官司，出庭辩护。廷芳已经做到能够出庭打官司的律师了，去年又考入英国林肯法学院学习西律。林肯法学院是世界四大法学院之一，相当于法律界的哈佛剑桥，迄今华人还没有考入林肯法学院的。

        我刚回国，虽然学的是美国律法，但在广州没有律所，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海关需要英文翻译人才，待遇不错，每月有200大洋，是大家眼中的“金饭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接手以后，他的管理办法和外国一样，海关内部文书全部使用英文文件，中国人很难插手，大部分职员都是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多，薪酬制度也按照外国一样，另外还有养老金存在伦敦银行，到退休时可以领取数十万英镑，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中国当时其他行业还没有养老金制度，故中国人要养儿防老大概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养老制度没有建立。

        我在海关工作了一段时间，做的是一些基础文书的翻译，海关的高级职位都是外国人担任，中国职员和外国职员的待遇是不同的。外国职员发英国的工资，领的是英镑，比中国职员高出许多，早上上班外国职员总比中国职员晚来半小时，当时的洋人都住在半山风景优美的地方，早上华人都开始上班了，洋人才从山上慢慢悠悠的走下来。华洋的差距很明显，普通的译员处在海关最底一层。

        一日，我去访税务司，问他：“华人在海关工作，将来如果能够得到拔擢，有没有可能升至总税务司呢？”

        他回答：“但凡华人翻译，绝对不可能升到这个职位。”我听后离开，次日递上一封辞职信。

        税务司以为我想以此要价，承诺我半年以后薪水翻倍，但我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想当税务司。我想我们在国外受到同等教育，而且我还为中国自己的机构工作，我们为什么不能享有同等的权利。我虽家贫，但并不视钱财为生命，更不愿像同侪那样利用职权谋利，和商人同流合污。一些同事友人劝我不必为了虚无缥缈的理想放弃现实的200大洋厚禄，但人生如朝露，我愿做成一二实事，不仅只为稻粱谋。中国受外国欺凌，国家贫弱，要用所学帮助同胞，为国家出力。

        一个周日晚上我从码头教堂回来，沿着河边慢慢散步，一群醉酒的水手提着中国灯笼晃晃悠悠朝我走来，他们醉的很厉害，嘴里高声大喊，横行无阻，样子十分张狂。道路两边的中国人都四散开来，唯恐躲避不及。

        我提着灯笼停步靠在一边，醉鬼最令人生厌。这些来自各国的水手在本国都是一些无赖地痞，在租界里借酒装疯，四处撒泼。因为在租界他们有治外法权，大家都避之如瘟神。一个三轮车夫埋头拉车子没有看到情况，等发现时已经立在他们面前，退避也已经来不及，水手们排成一个人墙把他拦了下来，车上的人赶紧下车。其中一个高大粗壮的水手拉着三轮车夫的辫子往前拽，车夫站立不稳趁势摔倒地上。车夫趴在地上又是作揖又是道歉，谁知那个高大的水手抄起路边的木棍往车上砸去，把黄包车的垫子砸个稀烂。车夫赶紧上去拉住他，车子是车夫的谋生工具，如果被砸坏了，要付一笔修理费，十天半个月也拉不了生意，就没有了收入。车夫也急了，他一碰到高大洋人的手臂，那人反手就对着他是一棍子，他还想往车夫头上砸去。

        我大声喝止，然后举起从美国带回的相机，对准他们作势拍照，我今天正巧到教堂帮教友们拍照，没想到现在就派上了用场。镁光灯一闪，发出砰的一声，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大家纷纷看向我们这里。当时相机用的是镁粉，拍照时会发出爆炸般的响声。

        高大洋人举过头顶的木棍在半空中停下，他心里清楚一旦被拍下证据告到船主那里，肯定会受到惩罚。他怒气冲冲向我走过来，一拳挥到我脸上，唇鼻都破了，血流满面。我抬手反击，他用手钳住我的手，他比我强壮，我动弹不了，于是抬起脚攻击他的要害。这时，他的船主正好也在人群中，赶紧上来拉开他。

        我走出人群，他的同伴挑衅说：“嘿，约翰，想打架吗？”约翰是带有侮辱性的词。

        我毫不畏惧，说：“不，你朋友伤人在先，我是正当防卫，他太无赖了。”

        高大洋人走过来，问我的名字。

        我整整衣领，大声地说：“我叫munny,munnyhotang。”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说：“我记住你了，你最好小心。”

        我对视回去，并没有被他的言语吓倒，看到他别的徽章，上面有他的名字“强森”，是英国“波柏利”商船的大副。

        人群散去，三轮车夫走过来向我千恩万谢，我摆摆手。他非要拉我回去，我给他钱，他又推回我面前。

        我一夜间在广州租界出名了，租界里的外国人欺凌中国人是一贯的，洋人有在华治外法权，不受华律制裁，而且官怕洋人，遇到华洋纠纷，一般不管对错板子都打到华人身上，官府怕洋人借机闹事，处理得不好会受朝廷怪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所以即使华人告官，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洋人作威作福惯了，居然遇到一个敢和他们对抗的华人，还竟然打了洋人，这个消息迅速地传开了，我一下子成了广州的名人。

        人怕出名猪怕壮，冷落的门庭被商人、报人、亲友、邻居各色人等填满，有邻居让我帮人评理的，有商人让我和洋人讨价还价，我应接不暇，只好禁足在家，可是一天官府来了人，说我打伤了洋人，他在家养伤不能开工，我要赔偿他误工费，还要亲自上门道歉。我辩解道那天是他动手在先，我路见不平阻止他，他高大魁梧，我的那一脚也不至于使他卧床不起。

        衙差认定这事因为而起，如果我不能妥善解决，他们只能拿我问罪。

        我去码头找到了那洋人的船主，向他详细述说了发生的事情经过，那船主本就对水手们酗酒闹事很不满，又知道我在海关工作，是他的合作伙伴，得罪了我等于自断财路。他说他那天也正好在场，如果这件事当时我告到领事先生那里，他的大副也是要受惩罚的。他说他来摆一桌酒，请我吃饭当作赔罪。

        他其实也知道，如果我和他交涉不成，我肯定回去向广州领事申诉，我在海关做事，领事和税务司都是老熟人，会出面干涉。何况，本来他也不占理，还被拍下照片，人证、物证俱在，如何抵赖的了。

        官府知道我让洋人吃了鳖，不但不用任何赔偿，洋人还按照中国人的办法摆酒向我赔罪，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又更出名了。

        辞去海关工作以后，我到《广州捷报》做英文编辑。《广州捷报》的主编黄胜在香港读马礼逊学校时，和廷芳熟识，后来去了美国读书，回国后他们一起在香港办报纸，当时办报纸要有一副铅字，不太容易获得，香港有个外文报《瓦剌西报》，余下一副铅字交给他们，后来在香港办起了第一个华人报纸。我想如果不能用法律捍卫权利，用新闻帮助大众发声也可以启发民智。

        我到报社以后，认识了一个耶鲁毕业的英国人包君，我按中国人的习惯给他取了个中文绰号叫“包子”，主编叫他“老包”，大家也都这么喊了，也搞不清楚到底他的英文名字叫什么。他也入乡随俗，出门不驾马车，都是喊黄包车，穿中式服装，常去茶楼里和人打桥牌，一路上有人和他打招呼，还能说一口地道的广州话，是个“中国通”。

        他是英文版的主笔，我们来自同一所学校，话题很多，关系走得比较近，就一起在使馆区租了一个公寓合住，也互相有个照应。听说他父亲原来在广州十三行做生意，和伍秉鉴是好友，现在在香港。他自己不爱多谈家里的事情，这是外国人的习惯，注重保护隐私，我也就不主动问。

        老包最近心情不好，他在美国的女友好久没有来信了，每次接到信，他总要拿出来，招呼我：“阿文，我女朋友来信了，我念给你听。”

        晚上老包回来，拿着一封美国女友霉霉的来信，垂头丧气地说：“霉霉爱上别人了，她和我分手了。”

        我看了看信纸，霉霉和他分开久了，身边有了新的追求者，两人已经发展到恋人关系了。

        我安慰他，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霉。”

        他说：“你不懂，我送她的礼物都被退回了。”

        说完，很沮丧地回了房间。

        第二天，我上街去买了一幅画，回到家对老包说：“送你一幅美人画，你贴在墙上，就不必担心她跑了。”

        老包破涕为笑。

        我决定拉他出去到湖边散散心。

        湖里停着好多小船，我们一招手，一条游船就靠岸了。我们上了船，才发现掌舵的是两个小女孩，这没什么稀罕，只是一个小女孩双眼失明了，握着船舵，另一个小女孩给她指方向。我的心骤然一紧，两个女孩最多十一二岁，单薄的身子在船头显得孱弱，失明的孩子掌着舵，这孩子的家人呢？他们的家人怎么忍心她做这么危险的工作。我转念一想，也许她的父母已经早死了，是个孤儿，为了生计，没有办法。可能因为双目失明看不见，更加心无外物，看她的样子好像前面的滔滔江水都不存在，也许她的家人还在，但是没有能力养活她，说不定还等待她能换点钱回家。

        老包见我不说话，他问掌舵姑娘：“多大了？”

        姑娘说：“十二岁。”

        他问：“家里人呢？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姑娘说：“父亲抽大烟，母亲去世了，在这里掌舵，船老大不给钱，只管饭。”

        老包说：“谁把你带到船上的？”

        姑娘有点警觉起来，说：“自己亲人介绍的。”就不肯再多说了。

        下船时，我多给了她很多钱，这样我的心里也能舒服些了。

        我和老包回到报社，盲女的遭遇使我很揪心。老包拿了一张几天前的报纸给我看：现在有很多盲童流离失所，官府在一个年老失修的破庙暂时收容他们，有的无人领回，现在允许别人把他们领回。

        我看了这个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盲童会遇到的遭遇我已经可想而知了。国外有盲童院收容残疾儿童，教授他们技能，待他们成年后能够自谋生路。国内当然没有这样的救助机构了，我想从报纸上刊登盲童的事情，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捐款帮助他们。

        老包说：“有一个认识的美国汤神父在广州收容了一些盲童，我们可以找他帮忙。”

        我们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盲童的专栏，呼吁大家捐助。

        老包神通广大，到领事馆去募集了很多善款，洋买办、行商都急忙慷慨解囊，伍大人也派人送来二千大洋，香山县丞派人也送来了一千大洋。一周之内共收到一万大洋。我和老包把钱送给美国汤神父，他和修女建了一个保育院，收容了上百名盲人孤儿。

        我托阿根嫂子拿了500大洋给阿旺，帮教堂打点板床、柜子，阿旺去教堂量了几遍尺寸，又帮神父把保育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勤快老实，神父也很喜欢他。阿旺觉得这是做善事，自己把完工后剩余的木料捡了回来，凭着一双巧手做成一些小板凳，说是送孩子们的，这个不要钱。阿旺在家具老板那里做木工，每天70蚊小钱，仅够生活开支，家里要养老母，还没有娶媳妇，光景也不好，故我处处不要他花钱，想要另外算点工钱，但他坚持小板凳要白送，不收钱。我只得领下这份心意。

        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

        阿旺说日子过得去，犹豫一会儿又说：“最近打好了一块紫檀屏风，老板售价2000大洋，比较难找到合适的买家。”

        我也是吃了一惊，想：什么屏风值这么多钱，价格确实很贵。

        阿旺问我认不认识一些出得起价得买家。

        我也想还阿旺一个人情，便说：“我去帮你的屏风拍几张照，送去给船商看看有没有人看中。”

        阿旺觉得这真是个好办法，拉我去家具店看看这块屏风。

        难怪这么贵。这块屏风是极好得檀木料子打的，上面雕刻着精美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人物刻画非常细腻，脸上表情栩栩如生，老板说这样的屏风一个巧手的木工要花上十年的时间雕刻打磨，如果刻错一刀，整面屏风就报废了。这样的巧匠要在他体力、眼力、工艺水平最好的时候打磨这面屏风，一个工匠一生中只能打造两面这样的屏风，因为他的黄金年龄之后，视力、眼力已经不能够支持他做这种精细的工作了，他只能沦为出卖体力的粗工。老板雇佣工人打造这块屏风，不管刮风下雨，每天要付70蚊钱给工人，要经过十年的等待才能收获成果，因此要价两千大洋并不算贵。

        阿旺爱抚地摸着屏风，里里外外用棉花擦拭了几遍，就像给自己刚出生的婴儿洗澡。我拿起相机拍了几幅照片，告诉他如果有人想收购会通知他的。

        阿旺看着我的相机，将信将疑地看我从各个角度拍照，对于相机地原理不是很了解。我想拉他拍一张照片，他死活不肯，说：“如果拍了，魂儿就被收进去了。”显然，洋玩意儿对阿旺来说还是很难理解和接受。

        老包看到照片，觉得屏风很精美，他自己家人也喜欢收集中国古董，像古瓶、古瓷都有收藏，他把照片寄给香港的亲友看看。

        过了几天，老包收到回信说有人想买，叫阿旺带去香港看货。来回的运费和食宿有人预付了。

        我把消息告诉了阿旺，他开心极了，立刻去家具店打包装箱，为了保险起见，阿旺决定亲自押运。

        几天后，老包接到香港朋友的来信，说没有见到阿旺。老包问我，我也纳闷儿了，那天我看着阿旺上船的，我去找了阿根嫂，她说阿旺几天前出门送货就没有回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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